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译文
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,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,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。以先帝那样的明察,估量臣下的才能,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,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。但是,不去讨伐敌人,王业也是要败亡的;是坐而待毙,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?因此委任臣下,一点也不犹疑。
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,睡不安稳,食无滋味。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,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。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,深入荒芜之地,两天才能吃上一餐;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,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,所以冒着危险,来执行先帝的遗愿,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。如今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
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《默记》,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,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(228),比《前出师表》晚了一年。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。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,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《后出师表》。
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。文章的立论,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,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。作者用了“惟坐待亡,孰与伐之”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,说明了这次出师,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,决不能有所怀疑。
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。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: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,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,指明此刻出师,是为最佳时机,决不能宴然自惜,偏安蜀郡,得出了“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”的结论。
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
《后出师表》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,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,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,不能因“议者”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。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;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多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,难以预料,必须尽力而为。
此文不仅是作者临行前上书的奏表,亦是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表露的铿锵誓言,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。全文以议论见长,论证凿凿有据,论点鲜明,无可反驳;行文层层叠叠,用语激昂慷慨,气势充
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。然而,由于《三国志》本传中不载,《文选》里也不见选录,而是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,在注文中引自张俨《默记》,所以,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。但也有人认为,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,《后出师表》与《前出师表》并无二致;而且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恪传》中,诸葛恪说: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,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”所指可能即系后表。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,仍有异议。
伪作论据
(一)《后出师表》没被《三国志》收录。良史陈寿修《三国志》,编《诸葛亮集》,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,但其均未收录此表。
(二)《后
范蠡事越王勾践,既苦身戮力,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,竟灭吴,报会稽之耻,北渡兵于淮以临齐、晋,号令中国,以尊周室,勾践以霸,而范蠡称上将军。还反国,范蠡以为大名之下,难以久居,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,难与处安,为书辞勾践曰:“臣闻主忧臣劳,主辱臣死。昔者君王辱于会稽,所以不死,为此事也。今既以雪耻,臣请从会稽之诛。”勾践曰:“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。不然,将加诛于子。”范蠡曰:“君行令,臣行意。”乃装其轻宝珠玉,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,终不反。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。
范蠡浮海出齐,变姓名,自谓鸱夷子皮,耕于海畔,苦身戮力,父子治产。居无几何,致产数十万。齐人闻其贤,以为相。范蠡喟然叹曰:“居家则致千金,居官则至卿相,此布衣之极也。久受尊名,不祥。”乃归相印,尽散其财,以分与知友乡党,而怀其重宝,间行以去,止于陶,以为此天下之中,交易有无之路通,为生可以致富矣。于是自谓陶朱公。复约要父子耕畜,废居,候时转物,逐什一之利。居无何,则致赀累巨万。天下称陶朱公。